一分快三计划

图片 2
碧螺春的功效

适用于粉刺及面部皮脂分泌过多

唐代涉医判文与社会医事,两宋时期医政法令

略窥历史现实的文书——判文关于中国古代医事活动的探索,以往研究者多从制度建设的层面出发,考察政府医药卫生机构的设置与相关政策法令的制定,且主要留意的是积极、进步及成就等方面的内容。但对于这些规章制度在民间的具体执行情况、实际医事活动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却缺乏足够的关注和重视。而想要从整体上把握、评价一个时代医学发展的真实情形,除了需对载诸方策的国之政令详加梳理外,对这些制度的现实完成度、相关科律在涉医事件中的现实应用情况加以考察也是必要的。从史料的价值而言,能略窥这些问题的材料正是唐代重要的公务文书之一——判文。尽管有学者指出唐判的文学色彩过浓,但其作为专业司法文件,对涉案事件的纠纷主体、判决依据、处理结果等核心内容的叙述还是较为确切可信的。今日流传下来的唐代判文中不乏与医事相关者,这些涉医判文不仅记录了当时社会医事活动中的主要矛盾争端及其司法裁决结果,更反映出书写者对这些事件的态度和看法。唐代涉医判文概况对《全唐文》中所收载的唐代判文加以爬梳钩沉后,初步整理出与医事相关的案件37例,判文62条,出自45位官员的手笔。涉医判文所反映的社会医事情状这些涉医判文涵盖了唐代社会活动中与药物、治疗、疾病、卫生、身体等多方面的内容。无论这些判文是正式的司法公文还是科举考试时所拟之作,其所反映的事件和作者之态度都是较为确凿且具代表性的。药物流通的规范与乱象第一类涉医判文记载唐代药物流通中的规范与乱象问题。虽然仅搜集到个例,如表1中的事件1,但却代表了一个重要方向。判文详细内容如下:例1:
尚药局牒省索杜若,省符下坊州供送判。坊州本无杜若,天下共知。此符忽有此科,应由谢朓诗误。华省曹郎如此判,岂不畏二十八宿向下笑人?事件情节不难厘清。执掌帝王诊候及修合御药的尚药局书报有司,索取药材杜若,所司官吏在接到申请后即通令坊州奉送此药以供御用,而坊州并非杜若产区,因此坊州司户尹伊撰写该判文回绝并嘲讽有司要求无理。此处的“华省”应为负责全国财物支调的户部,这位户部度支郎中实际出于何种缘由而将坊州定为药材的供奉地已不得而知,判文的书写者认为应该是其将谢朓《怀故人诗》“芳洲有杜若,可以赠佳期”中的“芳洲”误记作“坊州”,才下达了如此缺乏常识、贻笑大方的科令。以后世经验来看,此事颇为可笑,然而立足事件发生的初唐太宗年间,其实并非十分荒唐。唐代以前的本草著作中,虽然也有部分药物产区的记载,但在日常药物流通与应用中,“道地药材”的概念并未被很好地贯彻落实。因此直到唐代初年,政府对各种药物所应出土之地域实际并没有很详尽了解;而各州所进贡的药材也并非皆是本土所产,如广州所进贡的药物就多来自对外贸易所得。正像岑仲勉先生所言:“封建时代之土贡,往往出以榨取,不尽是当地原产。”由此可见,唐代立朝之初,在药物的出土与流通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现象。而对“道地药材”的重视与核查,要到高宗显庆年间,左监门府长史苏敬鉴于当时的本草著作“事多舛谬”,遂上书“请加删补”。唐政府借此机会“徵天下郡县所出药物”完成了第一次全国“道地药材”普查,并将结果收入国家药典《新修本草》中,从政府层面赋予了其权威性。此后不久,孙思邈撰《千金翼方》再次强调并详述药物所出州土。“道地药材”的供应在这之后才逐步走向规范的道路。或由对“道地药材”强调和重视,玄宗朝开始有“采药使”一职,负责于各州采集收纳药材以御用。而这一职位的设置同样带来了新的问题,“外州多有矫称敕使者,诈乘传驿,或托采药物,言将贡献……如此等色,尤需禁断”,临时差遣性的“采药使”之任为不法之徒提供了可趁之机,利用官方的舟车驿馆为自己服务。官方的药材供应尚且存在诸种问题,民间的药物交易乱象更多,不仅存在“药铺医人乱索钱”等肆意抬高药价的情况,甚至还兜售假冒伪劣药材。柳宗元就曾在其《辨茯神文》的序言中记述了自己某次买到假药的经历:余病痞且悸,谒医
视之,曰:唯茯神为宜。明日,买诸市,烹而饵之,病加甚。召医而尤其故,医求观其滓,曰:吁!尽老芋也,彼鬻药者欺子而获售。柳宗元热心医学事业,了解不少医药理论知识,写有多篇品评医药的文章,甚至刘禹锡在撰《传信方》时还收录了数首他寄赠的验方。知医如此尚且无法甄别茯神之真假,其他不懂医药的民众更无从分辨药材的优劣。此药是柳宗元随手购买自市场,恰巧碰到唯一卖假药之商贾的概率恐怕不高;而医者受到责问后第一反应即是要求检验药渣,显然不是首次遇到类似事件。由此可以窥见,在唐代市场流通的药物中,假药占据的比例是不小的,但尚未十分猖獗。唐代律令中对当时医事活动中可能存在的各类造假行为多有专门法条加以规惩,然而其中尚未发现有对售卖假药的处理措施。有唐一代,颁行了最早的国家药典,开创了最早的官办药学教育,药事管理开始逐步走向规范,但在日常的药物流通与使用中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混乱景象。
医事争端、医疗需求与医患关系因诊治效果或医疗事故而引发的医患矛盾自古有之,唐代时对医事活动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多已有相应的律令详加规定。即使如此,在处理医疗纠纷时,仍常有争议发生。第二类判文反映的正是当时不同阶层中存在医事争端及医疗需求程度的差异对医患关系和冲突处理结果的影响。表1中事件2-4都属于此类。现以其中较具代表性的2件为例进行分析。例
2.1:大医令张仲善处方进药加三味,与古方不同,断绞,不伏,云:病状合加此味。仰正处分。五情失候,多生心腹之灾;六气乖宜,必动肌肤之疾。绝更生之药,必藉良医;乏返魂之香,诚资善疗。张仲善业优三世,方极四难,非无九折之能,实掌万人之苦。郭玉诊脉,妙识阴阳;文挚观心,巧知方寸。仙人董奉之灵杏,足愈沈疴;羽客安期之神枣,攻兹美疢。华陀削胃,妙达古今;仲景观肠,誉闻寰宇。圣躬述谴,谨按名方;肃奉龙颜,须穷鹊术。岂得不遵古法,独任新情?弃俞跗之前规,失仓公之旧轨。若君臣相使,情理或通;若畏恶相刑,科条无舍。进劾断绞,亦合甘从。处方即依,诚为若屈。刑狱之重,人命所悬。宜更裁决,毋失权衡。尤其对于行走宫廷的御医来说,医患之间矛盾的爆发后果往往是致命的。事件2.1
即是御医张仲善某次为皇帝诊病后,所开出的治疗药物并未完全依照古方记载,而是酌情增加了三味。这在今日看来无伤大雅,但在唐代却是有违律令之举。《唐律疏议》载御医职制之律令为“诸合和御药,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误者,医绞”,长孙无忌对此条的疏注为“合和御药,须先处方,依方而和,不得误差。若有错误,‘不如本方’谓分两多少不如本方法之类。合成仍题封其上,注药迟冷热之类,并写本方俱进。若有误不如本方及封题有误等,但一事有误,医即合绞”。从此条来看,“误不如本方”是指御医在制药过程中的操作失误,用法用量与其自身原本所开具的药方不同,在此情况下,不论治疗结果如何,医生都要被判处绞刑。但在全民普遍适用律令的“医合药不如方”条下,长孙无忌却又注曰“错误不如本方者,谓不如今古药方及本草”,将“本方”重新界定为“今古药方及本草”,而此条量刑相对较轻,若因“误不如方”导致患者死亡,判处医生两年半徒刑,若未造成恶果即不加以追究。有司对张仲善的判决是以后一种解释为依据,但量刑标准却又遵从了前者。因此张仲善不服,提出其和合御药时并没有出现失误,只是在临证处方时根据病人情况辨证论治,不应承担罪责,遂提出申诉。而负责处理申诉的张鷟认为应该从医学的专业角度出发,考察张仲善所添加的药物与原方药物之间关系对应着药理七情的哪种情况,再根据不同的结果给出相应判决。此案的最终结果现存的唐代史料中都没有记载,张仲善的生平亦无从考据,只能根据判文推知其曾在高宗至玄宗年间的某个时期担任过太医令一职,于医学之道可算是术业优长者。这一次他开具的处方实际也已被帝王所采用,且并未造成何种不良后果,然而仍未免因冒触法条而遭审判的命运。从此事件的处理结果不难发现两个问题:第一,对于涉及医学事务的专业法条,即使在官方的解释系统中也存在着不统一甚至相互矛盾之处;第二,对于服务于上层社会的治疗者而言,其命运更多地取决于统治阶级的意愿而非单纯的法律规范。张仲善尚有通过申诉为自己争取重审机会,而晚唐时期的医家就没有如此好运,如宣宗年间太医李玄伯,“帝所喜,以钱七十万聘之……治丹剂以进,帝饵之,疽生于背,懿宗立收玄伯及方士王岳岳虞紫芝等俱诛死”,唐懿宗显然不会去考查李玄伯的丹方与古今医著所载之异同,既已导致皇帝服后“疽生于背”的后果,李玄伯和其他的炼丹方士就要为此付出代价。而懿宗朝的翰林医官韩宗召、康仲殷之遭遇更为凄惨,因未能治愈同昌公主之沉疴,不仅自身被诛,且累及“两家宗族、枝蔓,尽捕三百余人,狴牢皆满”,连上书为其无辜族人求情的官员都遭贬黜。当此之际,医疗争端的处理已经完全不以律法为依据了。相对于临深履薄的御医们,民间普通医人的处境相对要宽松得多。除非有心以错误药方害人,要按照故意杀人罪判处。其他只要不是出于故意,即使“误不如本方”致人死亡,也只是徒刑两年半。实际上民间医者的治疗情况大多处于民不举官不纠的状态,即使有人举告,执政者在判处时亦多得过且过,并不认真深入地追纠责任。例
2.2:对毒药供医登高临宫判:甲聚毒药以供医事,有死伤者造焉,十失四,乙告违法。又景登高临宫,法司断徒一年半,景诉云:令所。人生百年,饮食过而生疾;帝台三袭,趋拜乖而则刑。故良医之门,固多病者;而望苑之地,胡可窥焉。甲则业谢医工,景乃行同恶少。虽有求于毒药,失此疕疡;乃无状而登高,俯其宫阙。彼非上药,疾者无瘳。此昧古人,行不由径。况验蛇杯之影,辄欲蠲疴;而识龙楼之尊,方能起敬。医未三代,得无耻之;登而四临,过亦甚矣。微《周礼》而已失,宜其息言;按吕刑而故违,合从减坐。则使有疕之者,不俗而自除;无赖之徒,伏轼而知礼。此条判文是将两个案件放在一起论断,后者与医事无涉,前者即与医人的治疗水平有关。从判文内容看,甲应是一位正统的医人而非僧、道、巫等其他治疗者,但其治疗效果差强人意,不仅导致个别患者伤亡,而且整体治愈率也不到60%,因此遭到他人举报。以现存唐律观之,只有对太医署的医师、医正、医工以治愈率作为考核标准,“以其全多少而书之,以为考课”,对其他普通医者似乎没有治愈率达到多少方算合格的要求。提出控告的乙既非苦主,又缺乏明确的法律依凭,是以书判者魏扶只不轻不重地批评了医甲数句,而后即以良医之门亦多病者,《周礼》之规已不适用于当代等理由将此案不了了之。致使有司对民间医人的治疗水平颇为姑息的原因可能是治疗者数量与民众治疗需求之间的巨大落差。尽管太宗贞观三年时就已下令于诸州至医学,至玄宗又再次重申此令,但其实不少州县的医学都是空设官位而无人任职。即便是医学人员相对充足的上州,医博士、助教和医学生之总量最多亦不过二十余人,要负责全境十余万人的疾病诊治显然力有未逮。因此即使某些医人技术水平欠佳,甚或只是草泽铃医,其对为数众多的患病百姓而言仍是很可宝贵的。在此迫切的现实需求之下,法律之准绳亦难免有所松动。诈病的是与非疾病所带来的身心不完满状态,可能导致患者社会角色的重大转变。群体中的他者在对患者的行为后果进行评估时,会相对降低其要求与期待,病者因此得以免除某些社会责任或义务。所以当有人希望逃脱某项个人义务或推诿某件过错的责任时,患病是一个既合理又有效的借口。第三类判文反映的就是唐代社会中较为常见的诈病现象。就法律层面而言,唐代将诈病视为犯罪行为。唐律“诈疾病有所避”条明确规定“诸诈疾病,有所避者,杖一百。若故自伤残者,徒一年半”,即试图谎称患病来临时逃避责任、义务者,将被判处杖刑,若欲通过自残等方式“弄假真”,还会导致罪加数等。不仅诈病之人要被判刑,负责鉴定的医者如果帮助他人诈病,同样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唐律“诈疾病死伤不实”条规定“诸有诈病及死伤,受使检验不实者,各依所欺,减一等”,长孙无忌详释此条为“有诈病及死伤,受使检验不以实,‘各依所欺减一等’,即上条诈疾病者杖一百,检验不实,同诈妄,减一等,杖九十;伤残徒一年半,减一等,徒一年”,检验不实的医者与诈病之人同罪,只在量刑时稍有宽减。即使如此严加限定,有唐一代诈病之事仍时有发生。但对于缘由不同的诈病,现实审判结果亦大相径庭,并不尽依唐律所规。今以其中较有代表性的2例尝试分析之:例
3.1:左司郎中许鉴饮酒停制敕,依问,款称:遇霍乱不得判署,遂失机。锵锵会府,掌北斗之机衡;肃肃礼闱,握南宫之枢奥。是称仙宇,实号文昌。虞书典百揆之宗,周礼统六卿之职。许鉴位膺列宿,职绾通班,总八座之繁司,承万机之要务。端标指影,检局亏违,置治和钧,糺绳稽失。举宏纲于乌网,则万目皆张;振修领于狐裘,则千毛自整。兢兢戒慎,尚有差违;翼翼小心,仍忧失坠。岂得不存恭肃,自纵荒淫?放旷鹦鹉之杯,淹停凤凰之制。恪居官次,异文惠之勤公;职务不修,同景山之中圣。绐云霍乱,未可依凭;滞失机宜,理从明宪。上述案例中,身为尚书省左司郎中的许鉴因滥饮贪杯而耽误了皇帝的诏令,受审时却诈称因得了霍乱才错失签署公文的时机,试图以此敷衍塞责逃脱惩罚。许鉴的这个谎言确实很投机,中国古代所言之霍乱并非今日由霍乱弧菌所引起的烈性传染病,尤其是晋唐以前,其更多时候指的是某种较为常见的胃肠疾患,一个典型症状即是“呕吐而利”,同醉酒后的表现颇有类似之处,若不详加审查或负责检验的医官有意回护,还是存在蒙混过关之可能性的。但帮人诈病本即违法,此案又直接关乎帝王敕令,相关人员更不敢轻忽。张鷟在判文中强调许鉴职务的重要性,严肃批评其耽酒放旷、玩忽职守的行为,并挑明其称病之举实为欺殆,不能成为逃避刑责的借口,仍需以贻误政务机宜论处。例
3.2:对县令辞疾判:郑胄授山阴令,赴任行至浙江,遇风涛鼓怒,弭棹而回。乃辞疾解职。人告诈病。郑胄家承曳履,职绾鸣弦,将登会玉之山,欲届沈钱之浦。方冀骋牛刀于剑冶,舞鸾磬于锺岩,不孤王阜之能,方继子游之躅。洎乎行穷楚塞,路入吴江,遥山将远树不分,极岸与长天共合。归涛活活,全疑白鹭之飞;去舸遥遥,直似青凫之逝。睹兹艰险,虑有漂沈,方怀鱼腹之忧,岂顾龟肠之毙?情来敛辔,既有慕于王阳;兴尽回舟,亦何思于戴道。行背浙流之右,坐归漳水之滨。从此挂冠,颇谐高节;因兹弭棹,未犯彝章。輙被告言,殊惊物听。任其罢退,良谓合宜。此案的被告者郑胄并没有在自己的职位上犯下什么严重的过失,他甚至还未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就被赴任旅途中的恶劣条件而吓得称病辞职了。显然有人看不惯郑胄如此懦弱的行为,遂以诈病之名将其举告。郑胄的举动毫无疑问就是唐律所言“诈疾病有所避”,若从严论处,实则难逃法律的制裁。唐初名将卢祖尚就因恐惧岭南瘴疠环境、托病拒不赴任而被太宗一怒之下斩杀。但对郑胄判决结果却颇耐人寻味,书写判文的康廷芝不仅对郑胄伪言疾病之事全然无所追究,而且将其与刘祯等因病退居的古代名士相提并论,夸赞其举动乃高风亮节,反而责备告状者无理取闹。这颇有些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意味,但若细思亦不难理解书写者的意图。康廷芝所处立场与太宗不同,太宗是君主,其重处卢祖尚是为以儆效尤,防止更多的朝臣托病不服调遣;而康廷芝本身就是臣子,“中年不得意,谢病客游梁”,称病辞官是自古以来之臣子们进而传达政治诉求、退而抽离权利漩涡的官场生存手段。所以康廷芝其实并不是在回护胆小惜命的郑胄,而是给自己和其他同僚在将来有所需求时留一条后路而已。此外,唐代还存在不少托病辞爵、让位的情况,尽管屡遭举告,却未见真有因此获罪者,反而多被视为谦虚礼让、品行高洁的表现。由上述事例可以看出,唐代律令虽有“诈疾病有所避”之条款,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除犯下明显过失而试图托病塞责难以被姑息外,他如以辞职、让爵等目的不含恶意之诈病,即使被告上公堂也多不会被深究。

隋文帝建立政权后,除改周之六官外,其制度多依前代之法。唐朝则多承隋制,“随时署置,多从省便”,仅有小的改动。五代十国时,政权更替频繁,典章多袭前代,无多创设。

有宋一代,历朝皇帝都相当重视医药事业,屡次颁布关于医药卫生的诏令和制定律令,据《宋史》、《宋会要辑稿》稿《宋刑统》等记载,仅北宋时期颁布的医药卫生迢令就有200多条,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无法比拟的。在这些医事诏令中以派遣医师防治疾病者最多。此外,还颁有关于征集、校正、编撰医学书籍;举办社会慈善机构和医院;改革与普及医学教育;提高医学与医师社会地位;改革旧习俗和禁止巫觋,开办卖药所,实行进口药专卖;修订或颁布本草专书;重用道士医生和草泽医生等等医政法令。

隋唐医事制度,主要建立有三个系统;

宋代律令大都承袭《唐律》。《宋刑统》是宋代的一部法典,有关医德、医疗事故、民众医药、饮食卫生、卫生保健、囚犯医药卫生管理等医事管理都制定了惩处的法规,律令将医生的责任事故、技术事故区别对待,使医生不致遭误杀。也对工匠、奴婢、士兵等下层人的医药保障问题作了具体规定。饮食卫生方面,对造御膳或外膳凡犯食禁者分别处以绞罪和杖罪,实际上是宋代的食品卫生法。《宋刑统》对同姓结婚者约处罚沿袭《唐律》,以律令条文固定下来。关于病囚的医药也有规定,对病因应给衣食医药、有病未愈不准拷打。为保障婴儿生命,防止流产,怀孕犯妇产后再行拷决,违者视情节给予处罚。

为帝王服务的尚药局和食医;

宋代的医政法令总的说来,许多措施在当时有其进步意义,但是又有些法令是专为封建统治者服务而订立,或者间接与统治者的利益相关连,且条文规定往往与具体执行并不一致,甚至徒具形式而已。

为太子服务的药藏局和掌医

二、医事制度

百官医疗兼教育机构的太医署及地方医疗机构。

宋代医事制度沿袭唐制而有所改革。医事行政与医学教育各设机构,分别管理。翰林医官院掌医政和医疗。太医局,则为管理医学教育造成医学人才的机构,使医事行政和医学教育分工明确,二者各有专责,有利于医药行政管理的实施和医学人才的培养。这是宋代医学比前代有较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1、尚药局和食医

(一)中央医事机构

尚药局之尚药奉御的职责是掌管为帝王合和御药及诊候方脉事,直长则为其助理。合和御药时,尚药奉御与殿中监有责共同监视直至药成,然后由医佐以上人员尝试后封印,写上该药名药物及组成,并注明制成之年月日,监视者亦均需署名,然后方可上奏。待皇上服该药之日,仍需由尚药奉御先尝,次殿中监尝,再皇太子尝,然后才由皇上服用。侍御医的职责为诊候调和;司医则协助御医分疗众疾;主药、药童掌刮削捣筛等加工药物。按摩师、咒禁师所掌同太医。食医掌“和齐所宜”,即掌膳食四时五味配合之宜。

翰林医官院是中央较高品位的医疗兼行政管理机构,掌供奉朝廷医药,对内廷、朝臣疾病以及军旅、学校、民间疾疫派遣医官治疗,元丰元年(1078)六月,翰林医官院改为翰林医官局,其职能仍旧。

尚药局进御的药物,每季由太常检查,凡腐朽霉烂者发还。左右羽林军、飞骑万骑有病者,则赐以药。在王公等官奏请皇帝同意后,尚药局医官也为王公大臣以下官员诊疗。

翰林医官院初期,医官编制庞大,嘉祐二年(1057)医官院自直院发下定员142人,但后来却恣意叙迁、荫补、以致员额滥冗无度。宣和二年(1120)自和安大夫至祗候竟然达到1096人。后经过裁汰,宣和三年(1121)医官额减为350人,绍兴三年(1132)更减为43人。宋代职官十之八九官与职分离,本官不管本职,医官职位用武阶,徽宗鉴其弊端于政和二年(1112),改医官职位武阶为文阶,共计22阶,和安大夫、成和大夫、成安大夫为从六品,是医宫中官品最高者,翰林医学为从九品,是最低者。

唐贞元十五年后有“翰林医官”职,如《唐会要》载“贞元十五年四月敕”,殿中省尚药局司医,宜更置一员:医佐加置两员,仍并留授翰林医官,所司不得注拟”。何时设置待考。这可能是中国医学史上最早设置之翰林医宫。

翰林医官的录用,选40岁以上,经过考试本科经义或方脉用药,以通六七分以上者为合格。为了补充医术精良的医官,淳熙十五年地方州郡医官制

2、药藏局和掌医

州郡也有医官。元丰六年(1083)规定医生数额:京府节镇10人,内小方脉3人,余州7人,小方脉2人,县每万户1至5人,3人以上,小方脉1人,遇有缺,差官于历习方书试义十道,以五通为合格,给帖补之。政和元年门规定:京府及上中州设医学博士(政和九年改作医博士)、助教各1人,下州设医学博士1人,诸州医学博士、助教阙,由本州医生中选医术精良者补充;如无合格人员时,选能医者通过考试录用,诸职医;助教、医生医术不精,治疗多失误者,经上级查验属实,另选合格者充任。

药藏局是东宫官属下的机构,属门下坊管理,专为太子服务的医疗机构。药藏郎掌和医药,丞为之助理。皇太子有疾,由侍医诊侯议方,典药、药童为之修合医药。药进呈,由宫臣莅尝,如同尚药局之职。此外,太子内官中还有掌医三人,从八品,主医药,治疗太子宫人之疾患。

(三)国家药政机构

皇子的王宫中,置有“典医丞”管理医事。

宋代药政较为进步,药物管理设有尚药局,专门负责御药、和剂、诊疗疾病。又设御药院,为皇帝御用药房,多由宦官主管。

3、太医署为国家的医疗机关,也是教育机构。隋代属太常寺统领。有太医令二人、丞二人、主药二人、医师二百人、医生一百二十人、药园师二人、医博士二人、助教二人、按摩博士二人、咒禁博士二人,共三百三十余人。隋场帝时又增医监五人、医正十人。太医令掌诸医疗之法,并掌管该署之政令,丞则为其助理。医师、医正、医工主要为人诊疗疾病。诸博士及助教除医疗外,主要是以医术教授诸生。

1、尚药局 属殿中省,为六尚局,升苏州为平江会,该府即今苏州市)。

唐代太医署承隋制,在人员配备上,似加强了医政的管理及教育的职责,在太医署下明确设医、针、按摩、咒禁四科,针科则为新设,各科均有博士、助教教授学生,有医工、医师辅助教学,并规定太医令、丞每季考核诸医针生一次,明显加强了太医署的教育职责。唐太医署仍有主药、药童以管理修合药材、药园师,药园生、掌固等栽培收采药材及药园师负有培养药园生成药师之责。太医署之教育管理、行政设施、课程考试等见“医学教育”节。

2、居养院
居养院始于唐代的悲田福田院。宋元符元年(1098)淮东路设官房,居养鳏寡孤独贫困不能自存者,月给口粮,病者给医药。崇宁四年微宗赐名“居养院”,居养人的口粮,日用钱,冬季柴炭钱,政府也都有具体规定。

上述医事有关人员与其他官员一样按品级领取月俸。“医术者,不得过尚药奉御”,因而医官员阶最高为五品下。

3、福田院
宋仁宗以前,京师已有东西两福田院,安置老疾乞丐,嘉祐八年(1063)增南北两福田院,各院有屋50间,所养各以300人为额,内藏年拔给经费5千贯。

隋唐时期地方医事制度也有所建树。隋代郡县官府均有医生。唐代地方医事较隋代更为重视,并建立了一套机构,其规定是:

4、漏泽园
元丰间(1078~1085)神宗曾诏令在开封府置,以官地收葬尸骸。崇宁三年(1104)徽宗再次下诏推广命各地择高扩不毛之地理漏泽园,掩埋贫无以葬者或客死暴圳者。漏泽园制定有应葬者登记,对葬穴面积、深度也有具体要求。漏泽园的建立,客观上改善了环境卫生,对防止疫病流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京兆、河南,太原等府设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二十人。大都督府设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五人:中都督府医学博士一人、学生十五人;下都督府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二人;上州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五人;中州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二人;下州医学博士一人、学主十人。

5、慈幼局
淳祐九年(1249)理宗给官田五百亩,于临安创建慈幼局,收养遗弃的新生儿,并置乳母喂养,无子女者可来领养。慈幼局的建立为育婴堂的嚆矢,

上述这些都督府,大、中、小州的医学博士,均身兼医疗、教学之职。既以“百药救民疾病”,又在助教协助下,教授学生,学主并有在州境内巡回医疗的任务。如贞观二十七年,在复置医学生时,就明确了“掌州境巡疗”的职责,唐代州县等之医药设置,是由户口数决定的。以开元盛世言,四万户以上为上州,二万五千户为中州,不足二万户为下州,以每户平均五人计,约千人就有一医学生,这个比例在这一时期应该说是不低的。从而可见唐政府对医学的重视。

6、保寿粹和馆
创立于政和四年(1114),是掖庭宫人养病之处,位于宫城西北隅建官设属。宣和七年(1125),徽宗下诏撤消。

此外,隋唐时期有佛教徒办的疠人坊,以收容男女麻风病患者。唐代寺院并设立悲田院以收养病人,武后长安年后由政府置使专门管理。至开元二十二年,玄宗下令将京城乞丐也归由病坊管理,官府以本钱所收利息供给病坊开支。这些也弥补了民间医疗人员之不足,对贫病患者有所裨益。会昌五李德裕便奏请在两京及各州选取录事中年老谨厚为乡里称颂者管理,并改名养病坊。其两京给寺田十顷,大州、镇七顷,其他州五顷,以供养病充粥食之用,并以州镇羡余官钱置本收利以辅助。

7、病囚院
此院亦称病牢,为监犯治病的医院。真宗咸平四年(1001),今诸路置病囚院,医治持杖劫贼、徒、流以上病囚,其它病囚得保外就医。

此外,据《通鉴正误》载,“至德二载,两京市各置济病坊,嗣后各州普遍之,多设于庙宇。”此则有平民医院之性质。

三、医学教育

五代时后唐末帝清泰年间,于太医署和诸道设置医药博士外,还设有翰林医官。如参加宋代《开宝本草》编撰工作的刘翰,后周世宗柴荣曾因其献经用方书而委以翰林医官职。南唐也曾在各州设立医学,如陈士良曾任剑州医学助教。

宋代医学教育虽不如唐代稳定,却有所改革和发展,医政与医学分立,太医局成为国家最高医学教育机构,地方也设有“医学”专门培养医药人才。

五代时对囚犯及监狱卫生也予以重视,如后唐明宗,曾敕令囚犯在狱疾病者,应委该处官吏当面录候,并令医人看候。每年夏初至八月,每五日差人洗刷枷杻一次。

(一)国家医学教育机构

周太祖曾令狱吏洒扫监狱、洗涤枷械,毋令蚤虱滋生;供给水浆,以免囚犯饥渴。如囚犯有疾,则全其家人看承;囚人无亲属,则官差医工诊候,勿致病死。

太医局
医学教育设立机构,始自仁宗庆历四年(1044),太常寺置太医同,于翰林院选拔医官讲授医经。王安石变法后,推行三舍升试法,改革医学教育。熙宁九年(1076)太医局不再隶于太常寺,成为医学教育专门机构,开医学教育独立发展的先河,置提举及局判、管勾官。局判以知医事者充任,掌医学教授学生。

二、医学律令

通常每年春季招收学生,以300人为额,采取“三舍升试法”分级教学,外舍(低年级)200人,内舍(中年级)60人、上舍(高年级)40人。设方脉科、针科、疡科三个专业。本科学生必须兼通其他有关学科,所谓“三科通十三事”,即要求各科学生有广博的基本知识。

隋开皇元年颁布有《开皇律》,惜己佚,唐承隋制,《永徽律》在永徽四年时曾由长孙无忌奉命注疏,名《唐律疏议》,是保存至今最古最系统的封建法律著作。隋律虽不可见,但从唐代律法中,亦可见隋律之端倪,而《唐律》中涉及医药卫生的律令不少,现分录其要如下:

(1)方脉科:必修大小方脉及风科,兼习《脉经》、《伤寒论》。

有关医药的律令

(2)针科:必修针、灸、口齿、咽喉、眼、耳,兼习《黄帝三部针灸经》、《龙木论》。

《唐律》中涉及医药卫生的律令,均见长损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1960年补印本)

(3)疡科:必修疮肿、折伤、金疮、书禁,兼习《黄帝三部针灸经》、《千金翼方》。

1、诸医为人合药及题疏针刺误不如本方杀人者,徒二年半,其故不如方杀伤人死,以故杀伤论;虽不伤人,杖六十。即卖药不如本方者,亦如之。

三科必修的公共课程则是《素问》、《难经》、《诸病源候论》、《补注本草》、《千金要方》。

2、诸医违方诈疗疾病而取财物者,以盗论。

在针灸教学中采用王惟一发明铸造的针灸铜人,进行直观教学,也是历代医学教育的一大创举。

3、诸诈病及死伤,受使检验不实者,各以所欺减一等。若实病死及伤,不以实验者,以故入人罪论。

考试访大学之法,建立了严格的制度。每月一次私试,每年一次公试。成绩分为优、平、否三等。优良者升为内舍,每年一次会试,及格者升为上舍。还根据学生的品德和技术水平,将上舍分为上、中、下三等。学生在学期间为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除课业学习外,还要参加临诊,轮流为太学、律学、武学的学生及各营将士治病,年终根据每个学生的临床记录考察其成绩,按疗效高低分为上、中、下三等,其失误多者,酌量轻重给予处罚,严重者勒令退学。

4、合和御药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者,医绞;料理拣择不精者,徒一年;未进者各减一等;监当官司,各减医一等。

元丰改制后,太医局隶太常礼部,学生限额300人,设大方脉(120)人、风科(80)人、小方脉(20)人、眼科〔20)人、疮肿兼折伤(20人)、产科(10人)、口齿兼咽喉科(10人)、针灸科(10人)、金镞兼书禁科〔10人),神宗死后,王安石新法天折,医学教育一度实行的“三舍升试法”也被废止。

5、诸以毒药毒人及卖者,绞;即卖买未用者,流二千里,

崇宁二年(1103)微宗诏令另在国子监设立“医学”,吸收儒生学医,造就有文化素养的医学人才,以改变医学的社会地位,医学教育恢复“三舍升试法”。由于徽宗的倡导,当时五运六气之说盛行。运气也成为学习重点之一,列为各科必试科目。

6、诸诈疾有所避者,仗一百。若故自伤残者,徒一年半,其受顾请为人伤残者,与同罪。以故致死者,减斗杀罪一等。

公试合格后,选取医疗技术精良者充当药局医师以下职务,其余各以其等第补官,或派为本学博士、正录,或委为外州医学教授。

这六条有关医药律令部显示了当时是研究了临床实践作出的律令,否则就难以区分是医还是因药误治的种种情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百姓的健康。此外对犯人诈疾或故意自残、或请人伤残等以逃避罪责的手段也有所认识而用形成津令予以处理。台和御药有误而无效或误治,都要将医者处以绞刑,充分体现其维护封建帝王的特权。

(二)地方医学教育

有关饮食卫生的律令

宋代地方医学教育也较发达和普及,嘉祐六年(1061),各道、州、府仿照太医局的教学方式,设立地方医学,吸收本地学生习医,选官管勾,由医学博士教习医书,学满一年时,委官进行考试,合格者补充为地方医官。学生名额大郡以10人为限,小郡以7人为限,其中小方脉专业各为3人。

1、诸造御膳误犯食禁者,主食绞,若秽恶之物在食饮中,陡二年;拣择不精及进御不时,减二等:不品尝者仗一百。

政和五年(1115),州、县医学隶属于当地提举学事司,学生分斋教养,设科及课程均仿太医局。

2、诸监当官司及主食之人,误将杂药至御膳所者,绞。

3、诸外膳犯食禁者,供膳杖七十。若秽恶之物在食饮中及拣择不净者,答五十;误者,各减二等。

4、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欲焚之,违者仗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

上述有关卫生法令中,有两条是关于帝王的饮食的律令,误犯食禁、误将杂药带至用膳场所者亦都处以绞刑,同误医者一样,是量刑过重但此第4条则是对食物中毒之重视,这种处以重罪者可提醒人们对饮食卫生之重视,对保护健康是有利的措施。

此外《唐律》中尚有“如狂犬不杀者,答四十”亦是保障群众健康的有益措施。

与囚犯有关的医药卫生律令

与囚犯有关律令有10条之多,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囚犯有请给衣食医药的权利,与家人会面的权利,狱官不得克扣囚犯食粮,囚犯有病不得拷讯等,囚犯的这些权利由律令保障,也体现了隋唐时期社会的进步,末条徒囚病愈不计日令陪役者条,说明徒囚有病可以有病假而不服役,然后才会有病愈仍不服役而加刑事。对孕妇犯罪的两条规定是保障婴儿生命和防止流产的措施,关于应议请减条则是对老幼、残疾人的照顾。唐代对囚犯的医药卫主管理是由刑部负责的。刑部有都官郎中、员外郎各一员,“掌配役隶,薄录俘囚,经给衣粮药疗,以理诉竞雪冤。”,但具体执行这一工作的未见记载。

此外,唐律中还有对在役丁匠、军人及官户奴婢等医事律令,如“诸丁匠在役及防人在防、若官户奴婢疾病,主司不为请给医药救疗者,答四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这些对主管者的处罚虽轻,但至少有警告之义,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在役丁匠、军人战士和婢仆之健康。

《唐律》又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缌麻以上以奸论”。,同姓者,在古代一般血缘较近,缌麻则是五服以内之近亲,因而这两种婚姻对第二代的影响是很大的,用法律形式加以禁止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

除《唐律》规定之律令外,皇帝之敕令也同样有律令的作用。如贞观初,唐太宗阅明堂孔穴图时,见五脏之系均在背部,认为刑即鞭背,乃五刑之最轻者,岂能因鞭打背部影响脏腑甚或致死,因而于贞观四年十一月下诏:“决罪人不得鞭背”。

三、医学教育

隋唐时期是我国医学史上医学教育最为进步的时期之一,不但继续延袭着家传和师徒传授的优良传统,更开创和发展了学校式的医学教育,其规模之大,课程设置之新,教学目标之见。

我国有医学校教育性质者当始于晋,至刘宋时,医学校之性质已较晋为明显。后魏实际上已举办了医学校,但其设置、规模、制度等因缺文献记述而欠明确,隋统一全国后,在前代基础上,先后建立和完善了太医署,其它医学教育部分,分为医学教育和药学教育,医学教育设四个科系,医学系之编制有博士2人,助教2人,医师200人,医学生120人;按摩系有按摩博士20人,按摩师120人,按摩生100人;同时还设有咒禁博士2人。在药学教育方面有主药2人,药园师2人及药园生若干。共计隋代所设医学校之师生最多时达580多人,可知当时学院式医学教育已得到统治者高度重视。尤其在按摩医生的培养方面特别突出,其编制中按摩博士一职多达20人,按摩师120人,学生100人,这是整个封建社会绝无仅有者,结合隋炀帝命令集体编撰的《诸病源侯论》这部医学理论专著,虽然并不论述疾病的医疗方法和技术,但却详述了许多疾病的按摩导引等医疗技术和方法。

唐太医署实际上可视为中央医科大学,属太常寺主管,在行政管理上有太医署令二人,相当校长,负责全面领导之责。另有丞二人,相当副校长,协助太医署令之工作;府二人、史二人、医监四人、医正八人、掌固四人等,为协助校长分管教务、文书、档案和庶务等工作。

太医署学制,考核与晋升:唐代太医署的学制十分严格,据《唐六典》记载,体疗科修业期为七年;疮肿、少小科修业期为五年;耳目口齿科修业期为四年;角法修业期为三年。学生“初入学,皆行束修之礼,礼于师”,“其束修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以每年国子监所管学生,国子监试。州县学生,当州试,并选艺业优良者为试官。其试者,通计一年听受之业,口司大义十条,得八以上为上,得六以上为中,得五已下为下。及其学九年不贡举者并解退”。太医署对学生之学习成绩考核似更为严格,在原则上虽也指出“其考试登用,如国子监之法”,但又在注解中强调:“诸医针生读本草者即令识药形而知药性;读明堂者即令检图识其孔穴;读脉诀者即令递相诊侯,使知四时浮沉涩滑之状;读素问、黄帝针经、甲乙、脉经,皆使精熟”。最后在指出考察上述各门课程之学习成绩的制度时,要求“博士月一次试,大医令丞季一试,太常丞年终总试。若业术过于见任官者,即听补替。其在学九年无成者,皆退从本色”。又有“凡医师、医正、医工疗人疾病以其痊多少而书之以为考课,可见医主之晋升是十分重视实际技艺和诊病的疗效水平的。

关于教学纪律,对师生也都有明确的要求,《唐会要》记述:“凡学生有不率师教者则举而免之。其频三年下第,九年在学无成者亦如之”;“诸博士、助教皆分经教授学者,每授一经必令终讲,所讲未终,不得改业。诸博士助教,皆计当年讲授多少,以为考课等级”;诸生先读经文通熟,然后授文讲义,每旬放一日休假。前一日博士考试,其试读每千言内试一帖,帖三言讲义者,每二千言内问大义一条,总试三条。通二为及第,通一及不全通者,酌量决罚”。

课程设置与学业教育:唐太医署的课程设置和学业教育方法也是很有特点的,既强调:集中进行医学基础课程教学,也很重视根据不同分科进行专业技术课程的小班教学方法,同时很注意学生实际临床操作技艺的培养,在共同基础学科考试及格的基础上,才可以参加分科学习。所谓“诸医生既读诸经,乃分业教习”,现分述之。

医科:是太医署五个系之最大者,其下还分五个学科,设太医博士一人,职位为正八品上,“掌以医术教授诸生习本草、甲乙经、脉经”,然后“分业教习”。“又置医师20人,医工100人,辅佐掌教医生”。,在其40名医学生中,学习体疗者占半数以上,为22名;疮肿科有学生6名:少小科学生6名;耳目口齿学主4名;角法学生2名,专业技术课因史料快无尚不知其详。

针科:设针博士一人,职位较医博士稍低,为从八品上,掌教针生以经脉孔穴,使识浮沉涩滑之候。又以九针为补泻之法,要求针生“针疾先察五脏育余不足而补泄之”,指出:“凡针生习业者教之如医生之法”。《唐六典)明确规定:“针生习《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兼习《流注》、《偃侧》等图、《赤乌神针》等经。所规定之兼习课,都是五、六世纪医学家的著作,说明唐代的医学教育是很重视新理论、新技术的。针系之教育除针博士掌教外,还设针助教一人,针师10人,针工20人,辅佐针博士对20名针生之教学。

按摩:设按摩博士一人,职位比医博士低一品三级,为从九品下,掌教按摩生以消息导引之法、以除人风、寒、暑、湿、讥、饱、劳、逸之八疾,并损伤折跌者以法正之”。按摩系有按摩师四人,增置按摩工16人,辅佐按摩生30人之学习,所学课程除与医科共同之医学理论、药物学学习外,专业课除上述”消息导引之法”外,还要学习“熊经鸟伸,延年之术”,如华陀之“六禽之戏”,魏文之“五槌之锻”等。按摩系实还包括有正骨之教学。

咒禁:在唐代仍有一麦位置,规模虽小,但也是五个系之一。设咒禁博士一人,掌教咒禁生以咒禁拔除邪魅之为厉者。其课程有山居方士之道禁,有出于释氏之禁咒等,其内容虽含有迷信成分,但气功以及某些心理疗法也多属之。该系有咒禁师、咒禁工各二人,辅佐博士对咒禁生10人进行教育。

药园:设府2人、史4人、掌固4人、主药8人、药园师2人、药园生8人、药童24人。但药园师除掌“以时种莳,收采诸药”。“辨其所出州土,每岁贮纳,择其良者而进焉”,更重要的是要负责药园生的教育,以及承担医科、针科、按摩科、咒禁科学生学习《本草》,辨药形、识药性,唐太医署药园之设具有很大的进步性,在“京师置药园一所,择良田三顷,取庶人16岁以上20岁以下充药园生,业成补药师”,给各科医学生提供了认药、辨药的实践机会,这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药用植物园。

地方医学教育:唐代对地方之医学教育也比较重视,其设校之普遍和建制之严谨等,是我国封建社会所仅有。唐代的地方医学教育始于贞观初,据《唐六典》记载,对全国各府、州医学校教师、学主的人数、品级都有规定。如“大都督府……医学博士1人,从八品下,助教1人,学生15人。”各地方所设之府、州医学校,除教育各地方所需医药人材外,并“掌疗民疾”,“以百药救疗平民有疾者”,凡诸州任土所出药物可用者,随时收采,以给人之疾患”。还强调:“掌州境巡疗”;“预合伤寒、时气、疟、痢等药……随需给之”,在新、旧唐书百官志中,还记有“诸州置助教,写本草、百一集验方藏之”。但同时地方医学校之设立和教学在执行中是不甚稳定的,尽管如此,仍可以反映出唐代在长安举办中央医科大学和在各州、府举办地方医校,以及在诸县设人管理“医药陈设之事”等等,均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些措施对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都有积极的影响。

相关文章

No Comments, Be The First!
近期评论
    功能
    网站地图xml地图